《指导意见》聚焦中国国内气候融资，明确到2025年，气候投融资政策和标准体系逐步完善；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与外资进入气候投融资领域，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建设；还强调了“一带一路”建设中气候融资的重要作用。

对于气候融资与“一带一路”建设，《指导意见》提出：

1、推动气候投融资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2、积极参与气候投融资国际标准的制订和修订；

3、推动中国标准在境外投资建设中的应用；

4、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低碳化建设；

5、推动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在境外落地；

此外，《指导意见》指出，中国旨在“规范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的投融资活动”，并“有效防范和化解气候风险”。该部分内容与“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交通灯”机制）关系紧密，“交通灯”机制旨在探索制定“一带一路”项目分级分类指南，为利益相关方进一步识别和应对海外投资的生态环境风险提供指引。

《指导意见》还强调了中国参与气候投资和融资标准研究和国际合作的决心。中国生态环境部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发起建立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BRIGC）等合作机制能够为此提供支持。

《指导意见》确保投融资资金流向与中国的环境与气候目标保持一致。它与此前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有类似之处。中国于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致力于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C以内，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旨在达到中国到2050年前实现气候中和经济的目标。自那时起，中国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当前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规模分别达到了约11万亿人民币（约1.8万亿美元）和约1.2万亿人民币（约1900亿美元）。

虽然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发展迅速，成就斐然，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自2016年以来却在加速增长。除此之外，尽管中国的投资，特别是“一带一路”能源类投资更加符合气候目标，并且在2020年上半年大部分的能源类投资都是非化石燃料投资，但中国仍然是当前燃煤发电厂的最大投资方。

因此，《指导意见》鼓励气候友好型融资，对中国当前的国内外投资趋向意义重大。该文件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其出台有以下重要意义：

1.它表明中国政府，尤其是联合发文的五部门正在建立广泛共识，海外投资需要向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型。

2. 它表明生态环境部正在发挥领导作用，保证融资与气候目标相一致。

3. 它确定金融机构为关键杠杆。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必会关注相关问题，并将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风险。

4. 它表明中国政府会监管海外投资，与气候目标吻合。或停用原先进行“一带一路”投资时所采用的“东道国原则”，即环境与社会影响管理遵循当地相关法律法规，转而参考国际最佳范例制定法规和标准。

5. 它表明中国会建立相关的标准，以规范海外投资。

迄今为止，《指导意见》的实际影响仍然有限，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倡议而言。为进一步支持气候友好型“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接下来的几个步骤至关重要：

一是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内发布《“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该文件应明确指出哪些项目与“绿化“一带一路”倡议”相一致，哪些项目与之不符。

二是协调与“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相关的各个部委（如国家发改委、能源部、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银监会），这对履行气候融资举措和法规至关重要。若没有通用的框架，不良投资很容易钻政策的空子。

三是应逐步淘汰目前的非绿色投资，理想情况下应暂停“一带一路”倡议中未完成的燃煤电厂项目。这将使中国的气候承诺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非“一带一路”倡议伙伴中更有信誉。

四是推进国际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气候友好型发展。尽管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气候友好投资国，但其他许多投资者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气候融资中表现更为出色，包括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双边开放银行以及民间融资机构。

总体而言，《指导意见》是重要的政策举措，但更加关键问题在于它是否足以实现气候目标，以及如何加速实现这些目标。

作者：

Christoph Nedopil Wang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绿色“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编译：

王子彧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