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深圳被选为中国第一批低碳城市试点。那时候，这个城市刚刚超越香港，成为中国GDP排名第一的城市。所有人都在谈论深圳的速度、深圳的效率、深圳的经济奇迹。然后呢？然后，深圳用它13年的实际行动，成为了中国低碳城市试点历史上唯一一个从未跌出前三名的选手。2023年，它的碳排放强度比2010年下降了将近60%。一个经济体量如此巨大的城市，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比今天我要告诉你的答案，要复杂得多。因为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不是某几个城市的成功故事。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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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浙江大学低碳城市协同创新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名字叫《中国低碳城市发展报告——低碳城市试点评估》。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学术报告。研究团队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收集了中国81个低碳试点城市从2010年到2023年所有的碳排放数据，然后用随机森林模型和遗传算法，对这些城市的表现进行了量化评估。结论，毫不意外地令人震惊。截至2023年，68个样本城市中，只有4个真正实现了碳达峰的规划目标。换句话说，94%的城市，都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你把这个比例推及全国，问题会更加严重。报告指出，按照当前的减排趋势发展下去，全国碳排放的峰值时间将比规划目标推迟9年，峰值总量将比预期高出至少10%——大约4亿吨。4亿吨是什么概念？这是中国14亿人口，辛辛苦苦减排了一年，反而多排放出来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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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问：这些城市到底在干什么？答案既简单又残酷：他们在规划里很积极，在行动上很消极。报告里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三批次低碳城市试点，累计提出了超过200项低碳创新措施。但实际完成或落实的比例，只有48%到54%。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承诺，写完就忘了。为什么会这样？我必须提到一个经济学概念，叫吉登斯悖论。吉登斯是英国社会学家，他说：气候变化虽然重要，但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太遥远了，直接感受不显著。所以，地方政府在面对"看得见的短期经济损失"和"不确定的长期收益"之间，往往会选择后者——先顾眼前。碳减排需要在初期持续投入成本，但收益要在未来漫长的十几年里逐步回收。"夜长梦多"，不确定性太大。地方政府宁愿把资源投向能快速拉动GDP的传统产业，也不太愿意押注在低碳转型上。这是内因。外因呢？激励和约束都不够硬。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从设计之初，就是鼓励地方"自下而上"自主探索的。这个设计的初衷是好的——激发地方层面的创新活力。但问题在于，当创新变成了完成任务，当探索变成了走过场，政策的初衷就变质了。报告里有一句话写得很直白："试点城市初衷的主动政策创新，已经演变为被动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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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必须说清楚一件事：不是所有城市都在摆烂。报告把68个试点城市分成了四个象限。有47%的城市属于"第三象限"——碳排放强度下降快于全国平均，碳排放增速低于全国平均，部分城市甚至已经出现碳排放量下降的趋势。这些城市的分布最广泛，而且有一个共同特征：人口规模大、经济发展水平高、能耗结构相对清洁。深圳、北京、长沙、杭州、广州、厦门、南昌——这7个城市，在过去13年里几乎稳定地站在低碳转型的最前列。深圳更是创下了连续13年排名第一的纪录，无人能撼。但有意思的是，同样是"领先城市"，它们的路径并不一样。北京、广州、杭州这样的超大、特大城市，碳排放强度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对外部电力的高度依赖。换句话说，它们的本地直接排放在降低，但把一部分碳排放通过电力消费转移到了非试点城市。而黄山、南平这类中小城市，则是因为产业基础薄弱、生态保护优先，所以碳排放总量本来就不大。真正难的是中间那批城市：人口300万到500万、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高耗能产业占比较高的工业城市。晋城、乌海、银川、淮北——这些城市既不能像深圳那样靠产业升级轻松减排，也不能像黄山那样靠生态旅游躺赢。它们是中国低碳转型中真正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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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还记得，这几年每个城市都在喊"碳达峰"。但喊得最响的地方，恰恰是做得最少的地方。报告还原了这些城市在规划中设定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和他们实际完成的情况。结果令人尴尬：试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实际年均下降率，只有4.42%。而规划目标要求年均下降6.77%。差了将近2.4个百分点。分城市组别来看，目标2020年达峰的城市，实际降幅与目标的差距从2020年的19.90%，一路扩大到2030年的40.59%。目标2025年达峰的城市，差距也在30%以上。2.4个百分点的差距，放在一年里似乎不多。但连续13年积累下来，就是4亿吨的峰值差距，就是9年的达峰推迟，就是全国碳达峰目标多出来的10%压力。每一年的懈怠，都在给未来的自己挖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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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份报告，并非只是为了揭露问题。它还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结论：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研究团队设置了三种情景进行模拟：第一种是基准情景——假设城市延续当前的减排方式，碳排放继续按历史趋势发展。第二种是规划目标情景——假设城市严格按照最初设定的目标推进碳减排。第三种是亡羊补牢情景——假设从现在起，城市立即采取更强有力的减排措施，到2035年碳排放强度比基准情景下降7%到10%。结果是这样的：如果什么都不变，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峰值会比规划目标多出4亿吨，达峰时间推迟9年。如果从现在开始亡羊补牢，达峰时间的差距可以缩小到5年，峰值差距可以缩减35%。2035年，累计可以减少9.66亿吨碳排放——相当于基准情景下试点城市总排放量的21.2%。换句话说：过去13年的欠账，如果从今天开始还，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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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亡羊补牢需要做什么？报告给出了两个维度的策略。第一个维度，是内化激励。简单说，就是让减排这件事变得"有利可图"。推进碳交易市场扩容与机制优化，让企业通过低碳技术研发和工艺改造能够实实在在赚到钱。同时鼓励地方设立低碳技术专项基金，探索差异化的碳普惠机制。第二个维度，是外部约束。光靠激励不够。报告指出，需要强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的执行刚性，建立区域碳排放预算管理体系，把碳减排目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翻译一下就是：光靠自觉是不行的，还得有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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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最后，我想起报告里提到的一个细节。2010年到2023年，68个试点城市的直接碳排放量一共增长了5.46亿吨。其中，高耗能的II型大城市（人口100万到300万）贡献了将近1.27亿吨，占全部增量的23.2%。而同期，低能耗的超大城市（比如深圳）和高耗能的I型大城市（比如济南），通过产业调整和能效提升，分别减少了0.24亿吨和0.23亿吨的碳排放。你看，不是做不到。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总结
中国81个低碳城市试点，走过了13年。94%的城市没能兑现承诺。达峰时间平均推迟9年。峰值差距约4亿吨。创新措施落实率只有一半。但报告也告诉我们：亡羊补牢，犹未晚。从现在开始强化减排，达峰差距可以缩小到5年，峰值差距可以缩减35%。这不是一个关于环保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承诺、行动和代价的故事。规划是一回事，兑现是另一回事。城市如此，企业如此，每个人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