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燕斐在“中国高校绿色金融研究联盟2018年会暨长三角绿色金融发展高峰会议”上的发言
2018年11月24日，以《绿色金融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国高校绿色金融研究联盟2018年会暨长三角绿色金融发展高峰会议”在上海召开。
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燕斐应邀参加了该会议，并在嘉宾主旨演讲环节发表了主题为“加强重大问题研究，推动绿色金融深入发展”的演讲。他在描述我国绿色信贷制度形成过程中，提出绿色金融理论研究有待丰富，并且结合现状讨论了亟待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给现场听众带来了建设性的思考和启示。
叶燕斐先生提到，银监会倡导绿色信贷从07年就开始了，当时有一个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到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绿色信贷指引，2015年的时候发了一个能效信贷指引，之后出来了一系列的文件，工作还是做了很多，在国际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包括说银监会绿色信贷的指引，现在大约有15个国家监管当局已经发布了自己版本的绿色信贷指引。因为我们的绿色信贷指引，包括绿色信贷方面的书都通过英文的方式挂在世界银行的网页中，下面成立了一个SBN网络工作组，在这个里面世界各种通过专门的网页中，世界各国的制度都可以放在里面，我们银保监会的制度是最全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接下来叶燕斐先生讲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做研究。第一，在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构建我们自己的绿色金融体系，包括它的内涵、概念、发展的方向。生态文明理论的论述可能是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最鲜明的一个方向，在这一系列的论断指导下我们怎么样构建我们绿色金融的体系。绿色金融在整个金融当中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是不是一个前沿性、创新性、引领性的内涵，要把它的位置摆进去。
第二，在我国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构建中，绿色金融发挥什么作用，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绿色金融在三大攻坚战中，比如在防止环境污染、化解金融风险和脱贫攻坚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可以做一系列的文章，可以结合中国金融把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的更宏大一些。例如，绿色金融是否是金融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以及为什么是这个战略。更进一步地，就金融风险定价而言，正常的市场是不是已经非常聪明了，如果定价时已经将其纳入定价机制，那么也许就没有必要再倡导绿色金融。但是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例如这次美国股市的调整，我们现在所看的收益都是看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市场是不是把这个风险足够的估算进去，所以为什么这个引导还会起作用？作为政策引导和研究部门，我们要看得更远一点。另外，我们现在的会计制度没有充分考虑环境的影响，所以绿色会计委员会提出了可持续会计，即如何在会计制度中反映未来环境或污染。例如，按照巴塞尔协议，不论是不是绿色，金融资产风险的权重就是百分之百。那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是否要把绿色权重的市场调低一点，比如50%、80%，把一些不是绿色的资产权重调的高一点，比如120%、150%。再者，在非信贷绿色资产计提的拨备到一些，这些都需要技术和研究支撑。现在整个平均的不良率在0.3-0.4%之间，并且处置的不良资产很少。如果说平均的不良率可能是2%，考虑到原始的不良率，小微企业可能是7-10%，但是在处理、核销及转让之后可能只有3%、4%。但是整体来说绿色信贷资产已经很少，而且针对未预期到的风险开展的资本计提，使得绿色信贷长期持续风险较低，是否意味着将来可以下调它的资本权重，这样对银行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这个理论问题涉及到内生的金融企业的激励机制，需要我们进行深度研究。
第三，怎么样把金融市场做的更深入一些。首先是绿债市场，去年绿债市场发展的非常快，将近2千亿，银行大部分占了60%，今年的绿债市场相对来说速度慢下来了，今年可能总的绿债发行不一定会超过去年。这里面涉及到绿债标准的问题，当然也在研究，其中发改委牵头研究什么是绿色产业或者是什么是绿色的项目，现在缺乏基础的理论，基础的理论就是我们以什么理论鉴定绿色，在这个基础上才确定什么是绿色，比如说我们以碳排放还是以清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果进行鉴定，这是一个多维的问题，也是产业链条最终导致直接的排放或者是影子排放，我们来进行鉴定和排序，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怎么样论证和评估，特别是对第三方市场的监管，中介市场怎么样论证和评估，需要监管，这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最近资本市场有很多民企的债发不出去，如果我们的市场评价比较全面、准确，市场对债券的评级如果一直是这样，那么不应该出现断崖式的情况，它可能有渐进的边际发生变化，但不是断崖式的突然发不出去债，其实绿债也是这个问题，你的评价就是怎么样监管，怎么样评价具有公正性、独立性。现在国际上对绿债市场非常的关注，包括我们每次开国际上SBN会议，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考虑发展绿色市场，最早俄罗斯提出来，他们到中国学习中国的绿色信贷，他们能不能到中国发行绿债。我们现在对国际收支特别是资本账户没有完全的放开，资本的流动我们不是说限制，但是摩擦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吸引进来，怎么样发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在国际收支或者是在国际资本账户在一定控制的程度之下，给绿色的金融债市场开一个口子，让绿色的金融债在发展中国家可以流通起来，发展中国家可以到中国发债，中国也可以到欧洲发债，这样对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可能对我们国际收支全面的自由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其次是绿色信贷，现在投入最多，大概是8万多亿，占整个银行信贷资产9%左右，可能有的银行高一些。绿色信贷资产能不能直接转让？我们有转让中心，要确定哪些是非标资产，哪些是标准化资产，标准化资产可以通过理财产品投入，非标资产一般来说公募理财资金不能进去。但是如果我们要支持绿色信贷的资产，因为现在绿色信贷的不良率也比较低，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资产，这样就可以把绿色信贷卖到其他的机构中。银行和保险公司相比，和年金的管理公司相比，和社保基金相比，银行对企业的情况了解的更深入，它手上有更大的信贷资产，需要把信贷资产转移出去，转移出去就可以减少资本的占用。下面就是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过去证券化是发起人，不需要持有资产，这样就造成刺激按揭贷款成为有毒资产，因为你按揭了以后不持有，全部卖掉，可能信贷控制不严或者是没有很好首付款的信贷资产和证券化次贷就会形成有毒的资产，所以改革之后要求发起人持有一定的比例资产，美国的弗兰克法案改革之后有一些豁免，就是对比较优良的按揭资产可以不持有，我们国家规定一定要持有，所以像绿色资产证券化中要不要持有，能不能豁免。还有一个是绿色保险，正在推的就是能不能在环境方面有强制性保险。原来保监会也做了很多试点，江苏和浙江都有涉及。业界以及各方面的呼吁很大，能不能在全国搞试点。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发现没有上位法的支持，没有上位法的支持要强推的话，于法没有依据，给企业增加了负担。所以环境方面的强制保险理论依据是什么，需不需要，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公平性，不增加企业的负担。最后就是碳金融市场，我们现在碳金融今年登记簿已经开始建立，也确定在火电行业，但是一个问题就是碳配额怎么样发放的问题。比如说美国区域间市场，你只要煤发电，每一个发电厂都要买一定的配额，而不是说欧盟的市场是主副法则，也就是确定配额。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中，金融市场怎么做。
第四金融资产方面怎么样更好的优化配置，更好的使金融资源的投向更好的反映未来发展的需要，这也需要研究。作为监管部门其实我们对金融资产的质量非常关注。从全球来说其实中国的金融业发展非常快，全球前四大银行全部是中国的，工、建、农、中。第一大银行工行可能是第五大银行资产规模的将近2倍，我们的资产非常大。全球最大的具有系统性影响的保险公司是平安集团，所以我们的体量非常大。所以将来的金融资产现在可能是260万亿，长期的资产质量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前几年去产能的时候，煤和钢铁去产能，当时有非常大的担心，怕会给银行业资产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这几年和我们的担心相反，去产能可能把很多污染环境比较高的小企业消解掉了。过去银行支持的是环保标准比较好的大、中性企业，产品价格提升之后效益回升，反而使这块的质量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从将来来看，比如说现在看了一个材料，印度可再生能源占10%，我们现在可再生能源占13.8%，我们到2020年要求占到15%，2030年占到20%，全球发电资产2050年达到40%，火电平均年限不到十年，正常的运行基础应该是30年，如果在20年之后我们的可持续电力，特别是风电、水电、太阳能的竞争性很强，我们面临火电资产怎么样退出的问题。火电资产涉及很多，上游涉及到煤炭采掘行业，涉及到运输，比如说大庆铁路就是靠煤炭生存，我们有很多的散货码头就是靠这个。下游涉及到设备，三大发电机组，哈尔滨、德阳、上海，它的发电机组、汽轮机组等一系列产业连续的变化，我们怎么样调节整个金融资产的配置，能不能根据碳排放的强度、城商行贷款的余额看看金融资产环境的依赖性和排放的依赖性，来判断我们面临退出的资产规模有多大，是不是可以通过引进外部因子的方式帮助金融机构长期的管理资产。现在银保监会合并，现在银行业的资产比国外银行资产的期限长很多，再加上保险资产，所以平均的久期很长，如果不从一个很长远的角度调节资产，可能将来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希望监管机构给一个前瞻性的长远的指导文件。
第五，民营企业的问题。大家知道民营企业的成长很困难，特别是在资本市场融资，在债券市场融资方面相当的困难，已经有几家暴雷，可能有一些还比较困难。对很多民营企业支持的环保产业，叶燕斐先生表示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环保企业陷入困境的时候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实施的项目都是要通过政府补偿或者是PPP项目，或者是政府购买服务来实现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是中央定政策，省级政府负总则，市县抓落实，但是抓落实的市县是最弱的，因为税都在中央，然后再分到地方，再到市县就很少，所以过去都是通过影子资产，现在要清理债务，资金就不宽裕。比如说可以通过开通电费收费增加收入，那么还有维稳的压力，所以非常难。难了以后能欠就先欠着，他一欠了以后现金流就紧张，银行看到你现金流紧张，到期肯定就不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推进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民营企业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治理的成本谁来分摊？我们很多人强调减税减费，这些都是赞成的，但是需要的开支，我们要高质量发展，很高的环境质量一定是高成本的社会。比如说丹麦的水价折合人民币40多块一吨，日本是20多块，中国的水价北京可能是最高的，才4块，我们南水北调到北京的影子价格就是8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分担这个问题？否则没有形成一个成本内生化机制之后，我们很难支持，当然因为很多企业没有办法，企业的产品不像我们一般的消费品可以直接通过市场销售，一定是借助市场销售这个服务，不管你是卖水还是污水处理，所以政府在这其中起很大的作用，把政府的边界和企业的边界界定清楚很关键，当然很多民营企业和国有的公益事业本身的运营也需要更加的透明化，公司治理更加规范，要更好的披露和执行。
第六，怎么样更好的支持“一带一路”问题。“一带一路”就是走出去，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如果把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假设我们已经完成了，OECD11.2亿人口，加上中国14亿，完成工业化也就是25亿，但是全球有75亿，我们提倡中国是新型的信息化、城镇化，但是实际上我们造成的污染很多，我们希望走出来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走的好，这就有很大的意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解决他们基础设施的问题，比如说能源资产、能源基础设施，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国际社会利益相关者经常和我们反馈，他们觉得中国的银行给“一带一路”国家贷的煤电太多了，我们自己也提请银行贷的煤电可能有几十年。在缅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有50%的人口没有电，他们不想发展水电，主张发展太阳能、风电，但是居民付不起价格，因为光和水电的成本都明显的高，并且不稳定，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叶燕斐先生指出，他曾经问国际社会共同有区别的责任，但是国际社会直接给这些国家的援助其实非常少，发达国家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实际上这些发达国家没有消化的起这些可再生能源，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中国把大量的光电和风电的成本降下来，其实在可竞争性方面比过去大大的提高，将来可能也许一个出路。还有一个就是交通的基础设施，到底是建铁路还是建公路、建机场、建港口？这是一系列的问题。现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标准，比如说隧道，我们今年修的隧道比欧洲高的多，施工和效率方面比他高的多，但是中国的技术规范怎么样成为一个国际的技术规范。比如说世界银行用的技术规范用的是美国工程师协会提供的规范，但是我们中国实际上在基础设施很多方面已经在全球方面做的最多，可能是性价比最好的，也是成本最低或者是最有效率的。还有一个就是行为标准，在国际社会中总是有一个行为标准，比如说联合国有赤道原则等各种标准，中国的金融机构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原则实施，包括我们的保险机构和证券机构，这样可以和国际社会在一个调上，否则通过什么样的披露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和沟通。
第七，如何正好的支持区域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长江带一个问题就是水的问题，这是一个压倒性的问题，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关键是谁，怎么样共同承担责任，分担风险。比如说排污权收费机制怎么样建立起来，怎么样监测它，比如说沿江的化工企业怎么样搬迁和规划，比如说大气污染城市是22+6城市，能不能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来做。比如说在这些区域中有一些重化工企业是不是应该布置到沿海的城市中，如果没有这些规划就没有一体化，没有协调发展，但是有一体化、协调发展之后，当然财政有一定的配置，但是要更加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大家发挥各自的优势，有舍有得。所以我们很多规划就停留在规划，没有形成机制，也没有办法把规划落到实处。
在后面的圆桌会议环节谈到绿色金融的监管，叶燕斐先生表明，第一个要求监管者或者是政府部门怎么样响应市场的关切和消费者的关切。投资者或者消费者、公众、媒体非常关心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表现、公司治理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监管者要确定规则，强调这些企业都需要披露，英国政府在好几年前要求英国的企业都对自己的环境排放进行强制披露，最低限度的披露。第二个要求在伦敦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做更多的披露，更详细的披露，所以政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你定规则，可以强制性的要求，为什么可以强制？你是公权力，你代表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再怎么样强制，也必须服从公众的利益。但是企业自身也非常重要，即使没有国家的要求，对企业自身的利益来说这是你的声誉所在，也非常需要关心自己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表现，叫ESG表现。
我们股市今年纳入了MSCI，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还是在全球投资的，他们投资的时候要考虑你这个股票的财富表现，同时要考虑你的ESG表现，所有的机构投资者有一个理念就是要看你的ESG表现达到什么程度才会投资你。境外专门有做ESG评价的机构，看你披露的情况怎么样，你披露的差评价肯定低，提供给机构投资者说这个评价很低，那么机构投资者就会考虑少投一些，这完全一个自愿的披露，有一些企业不了解就不会披露。
比如说其中的碳披露是全球投资者非常关心的，他们专门收集要求非营利组织提供一套模式，鼓励机构披露的时候据他们说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的评级在最低的两档，没有达到最高的两档，这种数据又被ESG的机构买去或者是无偿的提供，或者是放在彭博的数据库中，一旦说你是最低的投资者还会愿意投吗？不仅仅如此，我们的境外上市公司还要在境外发绿色金融债，国外购买的时候首先就问你的ESG评价是多少，比如说兴业银行境外刚刚发布了一个债，发的很好，价格也比较低，其中卖之前有一个优先的买家是国际金融公司世行。
因为世行的声誉很高，如果世行买了其他的机构投资者就原因跟进，但是世行首先要求他请外部的评级机构看看兴业的ESG表现如何，当然它的ESG表现比较好，世行买了，其他的投资机构跟进。不要小看ESG，比如说我们在境外投资融资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说造成了生物多样性，比如说那边有大猩猩，你非要建一个水电站，但是你影响了猩猩的生存，你不理他，然后你下次发债的时候ESG这么差，你也发不出去，所以企业自身的ESG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金融市场也很重要，特别是碳市场。东中西部地区的边际减排成本不一样，每个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也不一样。假设长三角这几十个城市肯定减排的成本不一样，假设我们要达到减排的目标，我们可以设定每一个城市的初始量，应该减排多少，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对减排最有效率的方式。边际减排成本最高的地方可以购买边际减排成本低的地方实现减排的目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部分都是学经济学的，如果初始禀赋不重要，只要界定清楚了就可以达到最优的效果，金融市场做好了之后，它可以引导资金一定向边际效力最高的方向流动，自然的就促进了厂的升级。
还有就是，绿色信贷，银行和企业的关系不是拿钱还本付息的关系，而是一个长期的伙伴关系，因为只有企业创造了价值，银行才可能分享你的利息。所以银行给企业做贷款的时候不是简单付钱的关系，而是一个服务商的关系，要帮助机构控制风险，帮助机构管理风险，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比如说关停了很多落后企业，可能有一些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那么要提供融资性的解决方案，把他们整合成为一个有竞争性的企业，这个企业起来了，一个地区就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所以金融可以做的事很多，需要政府部门的努力，需要我们企业自身的努力，需要金融机构想方设法创新金融工具，同时也要社会投资者和消费者高度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媒体要揭露一些问题，当然也要表扬一些问题。
南方的建筑都不保暖，很冷，我们这里的建筑外面十来度，我们这里可能要吹空调。如果这个建筑是节能建筑不需要开空调，应该是智能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楼不是一个节能的建筑，因为在住建部门的时候没有强制性的引入规则，说你这个地方要节能建筑。他们有一个倡导性的规则，每个办公楼、写字楼都要公示自己的碳排放情况，但是自己的公司没有人建这个平台，没有人监督，所以大家都建高能耗的建筑，这样生物质量也下降，同时能耗也提高，所以政府在开始的时候有一定的引导，比如说作设计、施工、运营中设定一定的标准，可以由感兴趣的公益组织监督建筑质量，消费者买住宅的时候专门买这种住宅，银行专门给它以一定的按揭贷款，自然就会起来了。
像美国的房地委最近这一年多发了很多的绿债，美国的住房按揭，按揭之后房地委加了一个条件，如果这是一个能效好的房子，资产证券化的时候利息低一些，这样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市场上有许多微妙的东西，所以我们规划好、设计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高质量的发展一定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绿色金融的元年是在1995年，人民银行发了一个文，要求绿色信贷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那个时候人均GDP不到800美元，我98年还专门去世界银行谈判，他们高估了我们，要把我们降回到800美元以下，所以95年是元年。
现在改革最大的挑战就是持续为绿色金融注入动力是一个关键，我们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利益原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基本的观点，所以我们做绿色金融一定要给做绿色金融的人有利可图，他就会有一个持续的激励他的动力。
叶燕斐先生认为碳金融设计的机制非常重要，设计好了之后它就会找到一个交易的办法，把收益提上去，大家的资金就会投进去，所以外部成本的内生化是一个关键，因为所有的产品都带有外部性，我们怎么样内生化，一个是市场的办法，一个是加税的办法。
现在我们还通过严格的行政处罚迫使这些企业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可能会更加的关注，所以成本的内生化非常的重要。我今天特别说一个水的成本，我们国家能耗降的比较快，单位GDP的能耗降的比较快，为什么？节能产生的效益比较高，所以很多工业企业都愿意节能，节能之后会产生额外的现金流，所以银行做节能减排效益能效方面的贷款做的也比较多。
我们的水耗为什么降不下去？节水没有效益。南水北调的水到北京就是8块，到居民手上只有4块，正常的边际减排成本是10块，如果节水20吨效益就起来了，所以一定要内生化，所以政府一定要负担一块，消费者负担一块，企业通过生产也负担一块。现在大家都想高质量发展，但是不愿意负担成本，你这边减税，那边浪费，资源不愿意增加支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过去为什么做了不行，地方政府的压力很大，做了很多的隐性债务，他要把供水处理好，但是实际上还是通过隐性债务，这迟早是由政府负担，所以要把摆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