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到促进绿色发展,落实绿色投资原则。绿色发展具有哪些重要性?对国内企业形成哪些挑战与机遇?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原主任贾峰对财联社表示,CBAM这类碳关税法案像灰犀牛,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应对准备。目前中国很多技术都实现了超越。比如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前三季度出口同比增长41.7%。
财联社:近期“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提到促进绿色发展以及绿色投资原则,你怎么理解?
贾峰:从政治角度,或者从未来发展角度,大家都应该支持绿色的、低碳的、可持续的项目。从目前中国的相关立法和政策来看,因为发展阶段不同,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相对滞后一些,我们现在没有上升到一个国家层面必须要做的事情。生态环境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的实行,让相当多企业需要履行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定义务,这是好事。但是其他方面现在只是示范试点,从这个角度,未来从国家的政府机构到研究机构可能也要开展相应的立法储备和真正的立法工作。现在我们做“一带一路”,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国家,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绿色低碳的标准,这样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来有更大的可能性更安全更可持续。
财联社:绿色发展在具体业务开展中有哪些难点?
贾峰:对银行这样是做金融服务的机构来说,对于是否发放贷款,决定投资回报率等领域是专业擅长的。但对环保领域,尤其是碳这个领域还是比较陌生的。现在很多研究机构做一些研究工作,比如绿色供应链指数等,某种意义上给这些专业的银行股东提供了一个参考,协助银行判断企业在碳方面的表现和供应链上处于什么档次。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目前来看相对反应比较慢。现在国外已经出台了关于环保的一系列标准,比如根据碳排放、碳足迹或者一单位钢的碳排放量等对输入国或者出口国相应的企业征收碳关税。就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下称“CBAM”)而言,目前纳入了6类行业,且处于试运行阶段。即只需要申报相关信息,不进行实际收费,到2026年才正式实施。这有点像灰犀牛似的。将来灰犀牛真来了,确实是个大事,但是毕竟现在灰犀牛还挺远,所以很多企业感觉紧迫感不强。不过如果考虑到整个产业低碳转型,需要长期的工作,比如技术的选择、资金的筹措、项目效果的验证。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如果想立即应对是来不及的,需要未雨绸缪,在CBAM正式生效前做准备。
此外,媒体和社会组织也需要做一些工作,把发达国家涉碳方面的法律或者政策更通俗地传递给中国的企业家和公众,让整个社会形成清醒的认识。绿色发展具有紧迫性,按部就班把工作做到实处,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正应对外界的挑战和风险。
财联社:现在中国绿色发展进入了什么阶段?
贾峰:10年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污染。经过三大污染攻坚战,我们实现了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水体环境的改善。但是碳和常规的污染物有所不同,它不像大气污染物是局部的近期的看得见的,而是全球性的长期的影响。比如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全球气温升高对所有人都有影响。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传统的常规污染问题,现在面对是需要一定时间才发生切实危害的碳排放的影响。所以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这个是相对紧迫的。但是他们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因此我们说要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
这次G20峰会有一个能源气候部长会没有形成共识,因此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而是发表了主席声明。主席声明是把不同人的意见都说一遍。这份声明反映了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我们既要看到这样一个斗争的复杂性和利益性,也应该考虑到倒逼绿色高质量发展提速。
事实上最近十年我们在空气质量改善的同时,很多技术都实现了超越。比如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实现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前三季度,我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0.6%,“新三样”产品同比增长41.7%。